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瞿天临隋炀帝名声不好,但有功;重建洛阳城,一举多得-盒盒看世界

admin 全部文章 2019-03-15 1

瞿天临隋炀帝名声不好,但有功;重建洛阳城,一举多得-盒盒看世界

瞿天临历史上的隋炀帝名声不好,许多民间文学把他描绘成一个荒淫无度的人——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。史学界对他的公论是:耽于逸乐、沉湎酒色、滥用民力和拒纳忠言,俨然是一个暴君形象,但暴君不是昏君,隋炀帝虽然无德,但是有功。
隋炀帝登基不久,即消除了 “剪刀差”政策,这大大侵犯了贵族地主特别是豪强世族——关陇贵族集团的利益,在施行中加以阻挠。隋炀帝感到危机重重,要知道当时的形势是“关陇集团一咳嗽,皇帝老子就生病”,之前“取而代之”的不乏先例。在进退两难、攸关隋朝命运之际,隋炀帝决定跳出“危险的”包围圈,迁都洛阳,并继续推行消除“剪刀差”的政策。

【知识点】“剪刀差”:隋初,奴婢、部曲跟普通农民一样受田,但课税却有减半优惠,贵族地主凭借占有大量的奴婢和部曲,一方面占有了大量的田地,另一方面却只缴纳一半课税,甘蔗两头甜,便宜两边占。这种捧有余而损不足的“剪刀差”政策,加深了对农民的盘剥。更有甚者,还有一些高级贵族实际上根本就不缴纳课税。

首先,营造东都洛阳,跳出了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圈。
隋朝旧都长安,是关中腹地,被山带河、四塞为固,可谓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,防御上的优势十分明显。但是,对隋炀帝来说,长安城有一个特别大的缺点,这个缺点甚至足以抵消和掩盖它所有的优点——长安是关陇贵族集团的老巢和大本营,四面八方都有关陇贵族集团的重兵把守。

隋炀帝坐镇长安,进行打压关陇贵族集团的斗争,显然是身处十分不利的境地,相当于置身于关陇贵族集团的包围圈之中。如果关陇贵族集团图谋不轨,发生叛乱,那坐镇长安的隋炀帝就成了“瓮中之鳖”,逃无可逃。
而洛阳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,洛阳距长安约600多里,远离地处关陇贵族集团的大本营之外,不在包围圈之中,在这个地方推行改革,底气就足得多。而且,洛阳以前不仅做过东都,还做过首都,有先例可循,各方面的底子、条件也都没啥可挑的。

其次,营造东都洛阳,可以安抚和震慑东部地区。
话说隋炀帝当皇帝还没几天,自己的亲弟弟汉王杨谅就在并州(今山西太原)叛乱了。虽然叛乱很快就被平定,但好了伤疤不能忘了痛,隋炀帝深深意识到,隋朝的东部地区并不稳定,很容易发生变故。

汉王杨谅叛乱时,东部有19个州响应,但隋朝的都城长安远在西北,急切之间,无法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,形势需要在东边建一座都城。
另外,平定杨谅叛乱后,隋炀帝为了惩罚叛乱分子,把并州也就是杨谅老巢的十几万老百姓都迁到了河南地区。在隋炀帝眼中,这些人都是不安守本分的,脖子后面是有反骨的,怎么有效地控制他们呢?最好的办法就是建都,就近一边安抚一边震慑,刚柔并济,软硬兼施。这就跟西周建立后,周公把殷商遗民集中在洛邑,在洛邑建立东都是一样的道理。

再次,营造东都洛阳,可以安抚和震慑江南地区。
汉王杨谅叛乱时,江南地区也不稳定,人心思乱,而且教唆汉王杨谅叛乱的,主要就是南方人。如果说隋朝的都城长安离山东地区远的话,那离江南地区就更远了,更加鞭长莫及。营建洛阳为东都,一方面相比长安要靠近江南地区很多,另一方面洛阳到江南地区的交通也颇为便捷,这样对江南地区的安抚和震慑作用就大大增强了。

还有,营造东都洛阳,可以获得经济上的实惠。
南北朝时期,由于北方战乱的原因,人口纷纷往东往南迁徙,经济重心开始东转南移。到了隋朝,山东地区的富庶超过了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地区,而江南地区的富庶更有赶超山东地区之势。
建都洛阳,可以获得诸多经济方面的实惠:一方面,洛阳自身的物资供给能力比长安强,洛阳地区比关中地区富裕;另一方面,洛阳往东北是富庶的山东地区,往东南是富庶的江南地区,而且交通还颇为便捷(相对于长安到山东地区和江南地区要便捷很多)。危难之时,可以紧急从山东或江南地区调运物资,供应洛阳。

最后,营造东都洛阳,关陇贵族集团也不会反对。
隋朝以前,经济重心在关中时,秦川大地足够养活一个大帝国的都城。而到了隋朝,由于特殊地质结构的原因,关中地区的各种环境开始恶化,特别是农业生产环境恶化得比较严重,如郑国渠、白渠等水利设施,因河床下切等原因,灌溉面积骤减十之八九,导致关中地区大旱饥荒时常发生。而且,关中地区是关陇贵族集团的大本营,土地集中程度尤其高,贫富差距尤其大,能够上市交易流通和调集调运的物资很有限。

隋文帝开皇三年,都城长安粮食告急,把周边能调运的粮食都调运过来后,才勉强度过了一场危机。而在隋文帝开皇五年,情况就更严重了,把周边能调运的粮食都调运过来后,仍然无法消除饥荒,只好把周边的牛驴牲畜等调运到关中充饥。到了隋文帝开皇十四年,情况更糟了,从外地调运物资已应付不了危机,隋文帝只好带着官员们到洛阳“找食”。
对关陇贵族集团成员来说,关中地区时常饥荒,对他们本身也是不利的,所以也不反对建都洛阳,至少不强烈反对,多持半推半就的态度。

结语
总之,隋炀帝这一重大举措,是出于对洛阳在当时的军事、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,绝不是单纯出于荒淫逸乐的目的,是当时的政治、经济形势决定的,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。从一点来看,历史上的隋炀帝不是一个昏君。